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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 数天前,我在福建的一些地区从事一个关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调研,和当地多名政府官员和学者有过深入交谈。我惊异地发现,当地上下正在建设“海西经济区”的热潮中酝酿着一场重化工业的狂飙突进运动。
长期以来,福建作为战略前沿地带,是得到中央投资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因此也是国企负担最轻的省份之一,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福建走出了一条以泉州模式为代表的轻纺工业的新路,备受瞩目。该省部分地区现在做出改变的原因不难想见:GDP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的几个省份中都相对靠后。为了在GDP上迎头赶上,重化工业是最为立竿见影的选择,因此,连厦门这样的旅游城市也提出了大力发展重型工业的口号。
但这种做法可能会违背本地的要素禀赋状况。因此必须改革目前普遍存在的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将环境保护、教育质量、社会稳定以及幸福指数等以前被忽略的因素纳入到官员的考核体系中来,从“GDP考核”向“综合考核”转变。
GDP左右了政府官员的考核?
欧阳觅剑 在中组部下发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中,经济建设只是考核的一个方面,并不具备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的压倒性重要性。
但地方政府官员仍然会有投资冲动,仍然会追求GDP的增长。这是因为,项目会带来大量资金,其中一部分可以转化为收入,特别是在“收支两条线”执行得不够好的地区,上项目的冲动会更加强烈;GDP的增长,有可能带来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这又可以使政府官员的收入水涨船高。因此,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追求GDP、热衷投资的直接动因是增加自己以及下属的收入,同时,也为上级部门贡献收益。
增加了当地收入的官员,一般会在考核的民主调查中获得一些好评;而上级部门收入的增加,则可改善官员在领导心目中的印象,在考核中先行占据优势。通过这些隐性的途径,GDP实际上成了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左右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考核。那么,要改变官员追求GDP的习性,也不能只是从考核方法和政绩观的改变入手,还需要改变他们获得收入的途径。
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
邵颖波 从注重GDP指标到科学发展观。用人标准的改变是一种必然。谈如何选拔干部,一定要跟考公务员或者乡村民主选举分开看。考公务员,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就业,是一部分社会精英在寻求一种职业;村民选举是纯粹的民主政治;而选拔任用干部则是执政党的内部事务。
执政党有什么样的执政目标,就有什么样的用人需求,这个道理非常浅显。
现在的综合考评办法看起来更科学也更周详,尤其是引人注目的民主决定的部分扩大了许多,强调群众公认原则,在个别谈话之前,要经过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三个步骤。从报道中看到试点的情况,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的内容还是相当广泛的。唯一有些模糊的部分是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的对象和范围。民意代表怎样产生的,能够占到辖区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他们怎样收集民意?会不会以个人的意见来替代坊间百姓的声音,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践总结出规律来。
民众“以脚投票”才是最好的评价
必娴 各方都倾向于“干部考核与GDP的挂钩”应该改革,因为这种挂钩似乎在各地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强化机制,地方都喜欢上大项目、唯GDP,而地方民众由于户籍限制和公共决策机制的不完善,却不能“以脚投票”,于是便要接受地方政府的“审美暴政”。
干部考核和GDP挂钩并非一无是处,干部考核总得有一些量化的指标。对干部的考核,现在在一些地方出台的规定是奇形怪状的。有些规定初衷是好的,但是已经踩过了界,从公域走向了私域,干部本身是一种多重角色的复合体,规范他们实施公职行为的角色,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漠视他作为公民个体的公民权利。
《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现在增加了民意调查这一项,这是对干部考核和GDP挂钩的一个很好补充,也是政府重视外部民意对自身运作评价的表现。不过,除了民意,还应该加大相关制度供给的力度,譬如让民众有充分的迁出迁入各地区的权利,这种投票结果将是对地方政府官员最好的评价。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葛耘娜 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改变以前过分依赖数字化的政绩模式,而推行综合的考核评价办法,这是对党政干部角色的重新审视。以GDP论英雄的时代受赏识的多是发展地方经济的能人。可是,量化的经济指标所带来的焦虑却可能会使地方政府冒险在数字上造假,或是不惜恶化当地生态环境。
量化指标所指向的是效率的提高,可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毕竟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它用人的评价标准也必然要有别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模式。德才兼备自然是理想的用人标准,不过从政府的职责出发,“德”应在“才”之先。“君子不器”,为官者不必是“创收专家”,但却需要仁,也需要知人善任,公正优先。“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要建设和谐社会也不可忘了这句古训。
从两个角度推进“民意”的在场
戴志勇 政者,正也。让各方利益得到公正的发展,基本就算得上是理想形态的政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选择正确的官员无疑是实现和谐发展的牛鼻子。干部考核新政主要的亮点有两个,一个是在干部的推选、考察、民意的最终决定权等方面扩大了基层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党外普通民众的实质参与度,这关系到建设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根本,另一个则是采取了“一篮子指标”的评价内容,使各地各级官员之间的“GDP竞争”改为综合竞争。
在这两个亮点中,前一个可能更为根本(虽然未必更为直接)。由于中国东西部的差异相当大,在“一篮子指标”中权重如何分配,真正的话语权应掌握在当地各种民意手中。扩而言之,究竟有哪些指标应该列入考核指标之中,也应依据各种民众意愿在博弈中达成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