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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感人至深的, 是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她的发展可谓历史上前所未见。最值得指出的是, 中国现已在国际商业中占有一席位, 并在目前国际商业环境中成功运作。从一九八○年至一九九○年, 中国的外国投资合约从三百四十四项增至七千二百三十六项, 投资总金额从十六亿七千五百亿美元, 增至六十五亿七千万美元;到九四年第二季, 总值已增至二千七百五十亿美元。倘若中国是处于灾难和死亡边缘的高风险国家, 试问她又怎能吸引全球各地杰出商家的巨额投资呢?
同样在过去二十年来, 香港展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光辉范例,《财富》杂志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一篇文章, 说明香港当今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十二条理由。该篇文章说明, 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权移交之后, 香港的风险将减少。有人质疑风险何以会自动消减, 我不争议该项研究是否中肯精确, 但我想指出两点:首先, 让我客观而冷静地分析一下, 正如该文指出的, 港人有扭转逆境、开创未来的神奇的应变能力, 这就是香港充满冲劲、弹性和活力的明证。当然, 我们不能、也不应忽略那些风险, 对我们可能冒的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第二, 倘若认为久经考验并备受敬重的公务员队伍会忽略记者们所分析的那些风险, 我们将低估香港未来的特区政府。
香港候任特首最近宣布, 司级公务员集体原职过渡, 以保证管治的平稳和持续。在董建华的得力领导之下, 一些被指出的问题将获优先处理。有些问题不能实时解决, 只要有可能, 这些问题将留待以后逐步改进和解决。其它问题也将采取补救和解决措施。政府将检讨和修订政策, 以适应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变化。过去二十年里, 香港已证明擅长于管理方面的变革, 尽管过去二十年来遭遇过不少的困难和危机, 但一九九七年的香港肯定在许多方面都比一九七七年的香港好得多。
误杀香港逻辑上站不住脚
然而, 怀疑派会说, 香港的将来取决于中国的做法。有一种悲观的观点说, 中国不会谋杀香港, 因为中国明白香港对她举足轻重;但她可能误杀香港, 因为中国不明白香港往日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 她可能压抑或去除这些因素, 因而误毁香港的活力。
这种悲观论调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 有八成来自海外华侨, 其中三分之二经香港投入。在一九九五年, 中国的外资有八成、外贸有七成流往亚太地区。香港的公司已将数以百计的工厂转移往大陆, 以便利用当地地价和劳工成本较低的优势。仅在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 香港控资的公司现已雇用估计四百万工人。
就在最近, 有大量资金流返香港, 大陆公司将大约二百五十亿美元调入香港, 使中国成为香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根据最近的统计, 目前已有大约一千八百间大陆公司在香港设有机构, 远多于一九七九年时的一百二十二间。它们控制了香港货运市场大约四分之一, 与中国有关旅游业务的六成, 保险市场的百分之十二, 以及香港外贸的百分之二十二。中国银行是香港第二大银行集团, 大陆建筑公司占了香港百分之十二的建造业务。香港和大陆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这种关系必定直接促进相互理解, 并加深两地唇齿相依的强烈感觉。
悲观论点不以现实为基础
故此, 中国的国策是, 要确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及香港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地位能够持续到九七之后, 这个精神浓缩为「一国两制」国策, 它强调让香港拥有管治自己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与此同时, 北京方面已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香港的大型基建发展项目。香港的赤猎角机场将于一九九八年四月启用, 每年可处理多达三千五百万乘客和三百万公吨空运货物。
香港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货柜港口, 进一步发展基本设施之后, 目前已达致饱和点的负荷量可望迅速纾缓。九号码头短期内可以提供急需的额外能力。十号及十五号码头正在计划之中。为配合新机场的启用, 香港正在建造连接赤猎角并贯通西九龙的一条新公路。
第三条海底隧道刚刚竣工, 这些隧道连结西九龙与港岛西区。港府还兴建三号干线, 并将原有车道升级。新的京港铁路刚刚开通, 香港与铁路沿线各大陆车站的铁路运输能力增加。
尽管如此, 部分怀疑论者仍然倾向于相信, 中国最怕香港的社会动乱会蔓延入大陆, 中国领导人可能将保住政治权位, 放在维持香港经济现状之上。尽管我同意香港的政治环境与其经济活力确有关连, 但我不苟同怀疑论者的悲观观点, 因为它并非以香港的真正现实作为基础。为了正面响应怀疑论者的论据, 让我们冷静地分析香港过去经济成就的致因, 并评估政权移交后在特区政府领导下, 这些因素得以保留的可能性。
四项条件延续香港生命力
首项条件是, 有个足以保障个人表达、结社和信仰自由的自由社会。在这方面, 我只须请你看看, 香港每天有多少批评政府的言论在新闻媒体发表, 有的是批评彭定康政府的, 有的是批评候任特首董建华的。看看街头的民众示威, 所有的请愿和要求均可呈交港府, 呈交特首的临时办公室, 以及呈交我们民选的立法局。
港府从无搞压制镇压行动, 反而对任何投诉和质疑总是热切地试图作出可资信赖的回答。港府一贯的宗旨和实践就是要使自己具有公信力, 并在证明自己的行动和决策是以公众利益为依归的过程中保持高透明度。针对备受争议的问题, 要取得完全的舆论共识是不可能之事, 而且政府有时不得不作出一些不得人心的决定。然而, 异见的声音通常能公开而达致上听, 且受到容忍。我们的警察对付游行示威向来采取克制行动。维持公众秩序的警察在此种情况下通常并非武装, 武力使用往往保持最低限度水平。
第二项条件是, 诚实和廉洁的政府, 以及在这体制下以服务而非奴役公众为首要责任的公务人员队伍。不仅是公务人员接受训练和教育要采用此态度, 公众对弊政投诉的声音亦可通过高度有效的渠道传达, 这些渠道包括申诉专员公署, 以及高度戒备的监督性机构如专事调查商界和公营部门涉嫌贪污事例的廉政公署。按照公平原则和平等的制度已根深蒂固地确立, 并规范所有涉及竞争性利益的程序, 以确保人人有平等的机会。这种文化已深深根植于香港社会, 以致港人大力支持我们的监督机构, 并视之为公众良心最需要的监护人。
第三项条件是法治精神。迄今我们拥有非常良好的法律和秩序纪录, 不少数据显示, 香港是亚洲最安全城市之一。我们拥有信誉昭著的优秀警察队伍, 他们和中国公安人员在互换信息和罪案情报方面进行有效和协调的合作。在司法界获得广泛支持的李国能则被委任为特区的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
第四项条件是香港的国际化。近年来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大大提高, 这不仅由于本港对外贸易增加, 还因为本港借助新信息科技和广泛的国际网络之便而与外界在文化、教育和政府内的联系上有所提高。本港不断接受来自世界广泛地外国企业家及专家的大量投资和管理与专业参与。他们均会发觉本港个经得起高度考验和有效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以谨慎远见迎接大挑战
工作和生活在香港环境中, 我见证了上述四个条件的优越性, 它们是香港的生命力, 是它充满生气活力保持繁荣强盛的主要因素。在与负责香港事务主要中国官员交往中, 我发现他们明确地了解到香港的这种特点, 并决定要让董建华拥有高度自治, 以依照本港固有的文化和风格来管理香港。
毋庸置疑, 无人会否认,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任何机会都隐含风险。懦夫在二十一新世纪绝无立足之地。我们以警戒和谨慎的远见, 而非鲁莽和疏忽的姿态, 迎接大挑战。只要研究我上述有关中国和香港的分析, 你即会意识到我的看法是获得许多有经验投资者的认同, 他们不仅来自中国和香港, 而且有许多还是来自世界各地并已在这个充满着高度机会和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中押下重注的外商。
【本文是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在第三十九届Association Combiste International 国际会议上的演词】【管理资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