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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样一个计划呢？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和全球著名的管理顾问公司Hay（合益）集团开始了一项对企业领导人评估、选拔、培养的标准研究；90年代，Hay（合益）集团终于完成了全球卓越CEO的“基因”（即素质模型）研究；2004年，Hay集团前往印度，经一年调研后发表的《印度卓越企业领导力素质报告》甚至得到了印度总理的高度重视。
这次，这项计划将目的地放在了中国。
在某种意义上，过去30年中国企业的兴衰成败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企业领导者的个人成长史。他们凭借着个人的商业天才、雄心、欲望、铁腕、勤奋、蔑视常规还有运气，造就了企业的成功，又几乎是同样的理由，阻碍了企业的前进甚至将企业推入“黑暗的深渊”。他们是“领导一个羊群的狮子”，却苦于不能把“羊群变成一个狮群”。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这个转轨中的特殊市场环境，而他们的黑暗“原力”也往往来源于此。
迷茫、反思、悔恨甚至愤怒是《中国企业家》上反复出现的一些词汇。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年，但整个中国企业界仍然不是一个稳定、健康、成熟的群体。过往的一切正如耶鲁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曾经说的：“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与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在过去的两年，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帮助下，Hay（合益）集团对中国接近40位各行业顶尖企业的领导人及其直接属下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研究工具，并借鉴中国一流商业观察人士的意见，发现总结了这些优秀企业领导者的成功基因及其要害“软肋”。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所作的最全面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剖析解读。而这个“中国卓越CEO领导力素质模型”（China CEO Competency Model）的确立,很可能成为一项宏伟工程的第一步。即“中国未来卓越企业领导人培养计划”。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图谱”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缺陷？
他们的“黑暗面”
“中国式失败”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词汇。
在《中国企业家》报道的诸多“研究失败”案例中，有太多似曾相识的失败、不断重复的错误。财经观察家、《大败局》系列的作者吴晓波一言以蔽之：“商业的戏剧性——神话、欲望、博弈、阴谋、报应、轮回都一一地上演了”。在他看来，所有的企业败局归根结底就是两条：一是违背了商业的基本规律，二是企业家欲望的膨胀。
而“中国卓越企业领导人素质模型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领导人拥有四大“短板”，它们才是企业家“问题背后的问题”：
长于进攻疏于防守。中国企业领导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融资或资本重组、收购兼并、市场扩张或调整等进攻性的活动上，却很少在人才培养和组织能力建设上下功夫。
高层团队管理不善。很多中国企业领导人的领导风格是“恩威并重”，“胡萝卜加大棒”。“一把手”、“大家长”直接掌舵着企业的未来方向，下属只需言听计从即可。这导致了中国企业的高层团队成员也许对“老板”很忠诚，却根本不清楚各自在战略实施中的具体责任。由于没有协调和明确分工，互相之间“不买账”或“有心结”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针对本土创新不足。太多的中国企业家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擅长跑马圈地，却缺乏足够的耐心精耕细作。在显而易见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竞争日益激烈而利润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他们就茫然失措了。
凭直觉而非重思考。直觉是重要的，特别是在过去显而易见的机会俯拾皆是的时候，这种直觉式的信息处理和决策风格确实可以带来速度和效率。但很多中国企业家具有很强的成就欲。这种成就欲使得他们不满足于在过去获得的成功。但随着业务日渐复杂，又偏好“凭直觉、拍脑袋”式的决策风格，则很容易产生重大的决策错误。
真正的危险在于这四大素质“短板”所产生的“个人英雄主义”模式。中国的成功企业家身上更多的是“创业家”的素质。
波士顿大学教授约瑟夫·福史密斯认为，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威，它使一位领导人成为问题的最终裁决者。”这种模式有着他的“光明面”，比如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快速执行等。这种模式也有着与生俱来的“黑暗面”，比如缺乏高效的团队力、持续性的组织能力、团队创新力等。
陈玮则把这种领导模式称为是“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这种模式在一个剧变的、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已经过时。“有的狮子，它自己也看不清未来。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环境越来越复杂，对未来的判断越来越难，以前一个人就可以判断未来，现在领头人也越来越看不清楚未来，这该怎么办？”
更为致命的是，这种个人英雄模式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组织能力的升级。在陈玮看来，中国很多企业还都是职能型的文化，特点是强调等级观念、风险控制。但是，现在的客户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优秀企业一定要走向流程型的文化，或速度型的文化。其特点是团队合作、快速反应。“现在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在文化转变的时候转不过来呢？问题大多出在‘一把手’身上”。
一位民营钢铁公司董事长在访谈中对“一把手”的瓶颈深感忧虑，“我自己感觉按照我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我已经到了极限。如何能突破自己，如何再上一个平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严峻的挑战。”
另一位知名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在访谈中进行了自省，并提出要“自我决策转换”，“自我决策转换就是由创业者变成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就是说你是去创造一个项目直接去经营，还是变成一个制度的创造者。”
对企业家个人而言，“个人英雄”模式也带来某种内伤，那就是严重缺乏反馈机制。陈玮在访谈中发现，“身居高位的人觉得，没有太多的人愿意直截了当地给予反馈。如果是一个非常强制式风格的领导人，下属更不会主动给予反馈。而很多董事会，并不一定能够给企业家以有价值的反馈。”
“中国企业家的最大短板是信仰，”在上海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羿看来，“快速增长使得企业家缺少一个终极目标，很多企业家并不能回答‘做企业为什么’，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产生长期的目标。”
我们和他们
同样的研究，不同的答案
中国、印度和欧美，全球化经济中的挑战者与被挑战者，究竟哪一方的CEO更强呢？
研究发现，三组CEO在思维分析方面几乎并驾齐驱，而且差不多同样冲劲十足。只是，欧美跨国企业CEO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广泛性上比中国和印度的CEO更加全面一些。
不同国家的企业领导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印度企业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政府公关和创新活动；而欧美企业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人才发展和扭转走下坡路的企业上；而中国企业领导人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融资投资和适应市场的行为上（参见附图）。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家而言，他们的“想法”跟“行为”并不一致。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最大挑战是“人才短缺”、“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搭建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但是，他们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为了扩张而去“融资、投资”上。更可悲的是，死在“资金链断裂”上的中国企业却又如此之多。
当Hay（合益）集团的顾问们去研究众多印度CEO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大量的针对印度本土市场，特别是低收入市场的创新行为。比如“穷人银行”的商业模式；比如在传统的消费领域生产不同的肥皂，通过不同的分销渠道，卖给低收入的人；比如在农村建立小的网站，用这些网站帮助农民了解农产品什么时间卖出去最好。这样的例子在印度CEO身上比比皆是。【管理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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