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诠释者

　　“知道吗，当年，我也曾是一名行为艺术家。”沏上一壶普洱茶，朱大可缓缓道来他的开场白。
　　自小被判“骄傲自满”，当过钳工，阴差阳错地走进华师大中文系，成为“新三届”的最后一批；以无数的逃课度过了大学时光，即便如今站在讲坛教书育人，却仍不认可当代的应试教育模式；沉寂大学数年之后，冒大不韪批评谢晋电影模式，一举扬名，成为上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搅得文坛风生水起之后，又在众目相瞩的鼎盛时期离家去国，从文坛销声匿迹；侨居澳洲七年，却又幡然回国，再度成为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声源。
　　不谈文学的文艺批评家、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不去教堂的基督徒、自由而不主义的无派别者……上述一切分裂的组合，使得朱大可的文化性格变得难以索解，但他对此却只是微微一笑，“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诠释者而已。”
　　根据朱大可回忆，1991年，他与几个朋友在上海美术馆做了一场以“苹果阐释”为主题的表演，内容是拿来一堆苹果现场摆弄，然后集体高唱“李小多”的儿歌。据他描述，当时数量并不算少的观众，看他们玩了大半个小时的苹果；而后，台湾《中国时报》评述其为当年全球最重要的两大艺术活动之一。假如这被定义为前卫，他说，那么这就是他所经历的前卫艺术，简单、粗陋，缺乏深刻的创意。“这不过是关于艺术的一次幼年体验而已。”朱大可如是表示，“音乐、美术、诗歌、童话、小说……其实我都有涉足，成就马马虎虎，永远做不到第一，所以只好选择做文化研究和阐释。这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想做到最好。”对于朱大可来说，抗拒各种定型，不断挑战自我能力的边界，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有人指他是“文化恐龙”，有人赞他“一剑封喉”，也有人不服气，反嘲他也是一枚“文化口红”……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朱大可看起来和善而朴实，他评述说：“梵高是竖起的燃烧的火焰，莫奈是横着的平静的波浪。”言至兴起，好玩好吃的大可先生，提起需提前预订的北京“利群烤鸭”以及天下第一的开封“灌汤包”，更是一脸的意犹未尽。
　　“这大概是我最致命的弱点”——对于各种艺术形式涉猎过广，在前卫到后卫、经典文化到日常生活方式、都市到历史两极之间奔走。朱大可对“话语”的重视在国内是罕见的，但他表示绝非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为了探寻与思想相符的表达载体。“至少应当无限趋近吧。”他想了想补充说，“焦虑肯定会有，我的文章往往反复修改，我没有那种一气呵成的莫扎特式的天才，比较而言，我可能更像老贝的类型，锤炼语句，把自己变成一个辛劳的铁匠。”
　　假如加缪“以最悲怆的面貌引出了希望”的姿态指引了某种方向；假如如朱大可所言“中国哲学从诸子百家之后就只有诠释者”；那么在远离大师的今天，“诠释者”所担当的道义重负，并不会更为轻松。对于朱大可来说，叛逆与诠释，或许正是文化守望的意义所在，“我必须坚持独立的立场。过去我曾经当过钳工、建筑工和清洁工，我想还能承受更多的磨难。但我相信，知识分子今天可以找到更大的生存空间。”
　　结束采访之后觅路回转，地处上海莘庄外环线旁的大可先生家，如今是地铁汇通、喧嚣繁华。据说，这里几年前还很荒凉，人烟稀少。或许这本身构成一个朱大可式的隐喻：寻求自我边缘化的道路，却意外地遭遇了文化的核心；而置身大都市外围的朱大可，也注定要成为一种本时代不应忽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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