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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前夕,发改委提出鼓励供需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由双方来协商定价,这意味政府将在此次交易的谈判桌前消失,不再干预定价。此前,每年都由发改委出面为双方调解定价,煤电企业顶牛皆因政府拥有最终定价权,才会通过博弈希望政府做主折中。目前,煤价大涨而电力企业欣然接受,可能意味着政府或将批准实施煤电联动,明年电价上涨不可避免。
目前,中国正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通胀,此前的9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表示年内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政府提价措施,以避免通胀预期和趋势扩大。政府部门在今年的煤电这类资源部门价格博弈中隐身其后,又比如炼油企业公开上书提高成品油价格或者要求增加政府补贴等,都意味着中国正在推进的资源价格改革选择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机,即政府改革资源价格遭遇大众正在蒙受损失的通胀,颇令这场改革身份尴尬。
要不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从资源类要素看,中国工业电价是日本等发达国家的62.5%,能源消耗系数比发达国家高4倍到8倍,能源使用效率仅为30%,水价为国际平均水价的1/3。此外,中国土地、劳动力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这种要素禀赋环境下,中国(尤其出口)企业依靠廉价要素资源就大获其利,形成了对投资和要素投入的依靠路径,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
长期以来的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令中国企业至少不合理地节省了20%-40%的生产成本,不仅不能反映真实生产成本,造成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率低等,还直接造成实际汇率低估,带来大量顺差而对名义汇率构成升值压力。中国贸易顺差猛增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率提高,而主要原因是,煤、电、油、气、水、土地等资源性商品价格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并令中国经济面临内部失衡,汇率也难以成为调节外部失衡的有效政策工具。因此,改革要素价格以及推进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但在当前通胀环境下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时机对不对呢?毫无疑问,目前重估要素价格必然导致价格上涨而助推通胀。人民币大幅升值并不能改变国内基础要素价格扭曲的事实,因此,人民币在逐步小幅升值的同时,中国逐步提高资源价格,但这必然会引起"以内部通胀化解外部汇率升值压力"的结果。尽管目前通胀一直定义为由粮食、石油等价格上涨引起的结构性通胀,但要素价格上涨使得PPI也越走越高,令经济面临通胀是否可控的风险。中国丧失了此前多年"高增长、低通胀"的要素改革最佳经济环境,目前时机是否合理,与人民币大幅升值所带来负面影响疑虑是同样的。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不仅是价格的提高,更是一种体制和机制性的改进,必须稳步推进。当前急于摆脱要素价格低估而出现政策性上涨,也要有打破要素垄断的市场化改革才行,更不能忽视大众的承受力。
为了一个正确目标而进行的要素价格改革,需要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步伐推进。目前的通胀风险最终要由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对消费者(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者)来说,与长期劳动力价格低估对应的是,相对于国家财富的大幅增长而个人的财富积累较少,而当前又要承担转型的通胀成本,更是不公。假如工资改革不能同步进行,对实际收入下降的担心会造成消费萎缩,这时候的企业将遭受上游成本提高,而下游需求不足的困境,可能会出现20世纪70年代席卷西方国家的滞胀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