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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气候变化比如云层和海洋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出现了。然而，温室“理论”，就像它有时被轻视地称呼的，已经在负责任的质疑声中被建立了起来。现在对于数量的参数存在不确定，而对于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变暖是否完全应该归因于“温室效应”也存在质疑声。但是科学争论并没有涉及到全球变暖的本质。
假如我们知道地球正在变暖，只是不确定它有多快以及对全球的气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步骤是什么呢？首先肯定是继续研究气候现象以及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是推动对修补措施的研发工作。我们迫切需要弄明白有哪些物质可以替代矿物燃料，多少能源可以被节约，怎样把二氧化碳从大气层中提取出来，以及，假如必要的话，怎样提高地球的反照率，即它对照射过来的阳光的反射能力。
确保必要的研发的一种途径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资助和指导这项工作，具体的方法有税收、补贴、配额以及最重要的——让企业和消费者确信矿物燃料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昂。但是私人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涉足某些要害的研发工作；“市场”无法诱导必要的支出，因为投资者们无法获得缓解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所有利益。
所以另一个选择就是让政府，通过与企业进行合作，资助和指导研发工作。比如，人们早就熟悉到像电站这样的大型固定电厂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可以被“提取”然后通过管道灌注入地下的洞穴（假如可能的话灌注入洋底）。25年前，据估计这一过程将会使电力的成本翻倍，而现在看起来这种代价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投资所需要的研发工作是任何私人机构所无法承担的，包括提取、运输、灌注和密封的技术以及对适合永久储存的地点的地理探测。
所谓的“地球工程”是需要得到关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但是私人机构是不会关注这些领域的。照射到地球的阳光一部分被吸收，另一部分被反射了回去。同样地，一些火山喷发物质，即那些排放出大量硫的物质，可以大大地降低地球的温度。事实上，目前大气层中的硫主要是由煤和石油的燃烧产生的。据估计，它们对于预期的温室效应有显著的遮蔽作用。
所以不妨进行一些小的、可逆转的实验，把哪种物质放在哪个高度以反射进来的能量，同时把结果放进地球气候模型里以确定它们在哪个位置会最有效和有益。无需多言，这样的工作是私人机构无法完成的，只有采取国际合作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对某些人来说，尤其是布什政府，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不确定似乎成了拖延采取行动的合法依据，这些行动总是被描述为“代价高昂”。但是这种观点几乎只是针对气候变化而言。在其他一些公共政策方面，比如恐怖主义、核扩散、通货膨胀或接种疫苗等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似乎是“保险”原则：假如极有可能产生重大的损害，那我们就应该采取一些经过慎重考虑的预见性行动。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现在欧盟很流行的所谓“预防性”原则：在某些事，比如转基因食品，被确保是安全之前，它必须被无限搁置，哪怕它预期会产生可观的利益。
这两种原则都是不合乎情理的，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其他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衡量成本、利益和各种可能性，并且不应该只关注那些极端的事例。
当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一些行动现在看来并不可行。对“气候敏感”参数认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现在通过某种多边外交进程确定温室气体的浓度最高数值应该是多少，然后用这个最高值作为向参与国分配份额的基础似乎也不可行。
但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多数议题并非如此明确。全球变暖最令人可怕的可能性被认为是南极洲西部冰原的“崩裂”，这些冰原从海底一直延伸到海平面以上一到两公里高。它们不像浮冰那样融化后对海平面没有什么影响，假如它们融入海洋的话，那么单单是洋面上的冰原就足以把海平面提高大约20英尺，从而把所有的沿海城市都沉没掉。
对南极洲西部冰原的“崩裂”的可能性或者大概何时会崩裂的猜测，在近30年来一直都有不同的观点。最近的海洋温度对陆基冰原移动影响的研究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从我读到的最近的一些研究报告来看，本世纪发生“崩裂”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并不确定。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既不能等到不确定性被完全解除后再采取行动，也不能在我们确认没有危害之前就盲目采取行动。这两种极端方式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方案。
（托马斯·C·谢林是2005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